本期研究者：雷蕾，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硕士研究生；
项目名称：“祛魅”宗教养老：源于福建、江苏两寺安养院的田野调查。
宗教与养老的结合从某种程度上看算得上是一件新鲜事。但早在唐宋时期，“福田院”、“悲田院”等就是佛教僧人经办的慈善救助机构，对象不乏老人。历史上的寺院养老包含接管老年僧尼与居士，也救济孤寡老人。
就现阶段而言，老龄化、病残化、空巢化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养老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心，更关系着“年轻人”的未来。中国从2000年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2.43亿即总人口数的17%。2050年，预计每 10个人中就有3个是老年人。
目前中国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三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例如北京“9064”或上海“9073”等制度安排（“9064”意为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通过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居家养老不堪重负，社区养老任重道远，机构养老遭遇信任危机。
“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个体的衰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认知和机体。“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卫生间”，很多时候周遭世界所要关心的绝不仅是老年群体的机体衰老，更要重视其心理与自主性的保留。“逐渐老去的生命在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役中，想要的一定不是一个战斗到全军覆没的将军。”人们需要考虑如何拥有从容而有价值的晚年生活，而这也是宗教养老不同于传统养老事业的特殊之处。
一般认为，宗教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方式，从精神安养的高度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行动理念，有助于老人安身、安心、安魂三重境界。首先，其强调老人的自主性与自理能力，视自力为修行基础；其次，机构养老的龃龉指向工作人员对老人的恶行，但宗教养老机构通常将照料老人视作个人修行，是福报的积累；其三，宗教因其信仰天然地带有一种超越自然的灵性特征，日常修习以养心为功课，对于改善老人的精神面貌，增强他们的内心力量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中国养老语汇中的“老有所依”在这里，愈发呈现为一种心灵的归依，而非物质或处所上的依赖。
研究：重塑宗教养老的微观图景
雷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专业，研究方向是宗教人类学。从本科到硕士阶段的宗教学专业训练使她对生命的终极价值、宗教的超越意义有着深刻的体悟。“虽然六年来始终未曾脱离宗教学，但渐渐从文本走向了田野，人类学方法使我沉迷其中，发现了宗教义理之外的现实世界，也知晓了其他学科看待宗教的眼光。”
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看似漠然实则悲悯之下的深意是，大多数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无力关怀”。宗教学应该更加重视实证研究，宗教从来都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至理。
传统上一般认为宗教养老是老人身体与心灵的理想归依之所，视宗教为完满维度。雷蕾在研究中却发现，宗教养老亦非“净土”，实际运作中的客观困难与人为滞碍层出不穷。例如，宗教养老在实际操作中展露出“非宗教”乃至“非养老”的面目，“修行为主、养老为辅”的指导精神难以落地，宗教“脱敏”事关宗教养老全局。世俗社会之种种被带入这片“信仰的净土”，譬如实际运营中对“以寺养院”还是“以院养寺”模式的选择，僧俗间的多样关系，作为重要辅助力量的义工量质问题等。
记录并还原一个真实的案例，宗教养老之“祛魅”势在必行。
“我的本意绝不是否认宗教在养老领域的意义和作用，宗教学是我的专业，我坚持探讨的是应该如何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宗教养老机构与相关现象。我不可能去否定它，我要否定的只是大家对宗教维度的轻易想象乃至执念。”
与第一届玉润健康研究基金中齐腾飞所完成的项目相似的是，雷蕾同样选择了宗教养老这个议题。“我对玉润的初步印象就来源于那场结项报告会，当时我兴奋地想，终于有人开始着手这项研究了，那么我是不是也能发挥所长。”“学长对检索工具的使用等社会学方法为当代中国宗教养老现状贡献了相当充分而权威的‘大数据’，调研地点数目优越，是一项宏观而具备先见性的经验研究。”因此，她更希望向大家呈现的是一两例详实具体的个案，立足宗教学专业视角，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共同生活，完成对宗教养老微观图景的重塑，构建宗教人类学视野下的健康老化观。
观察：宗教养老亦非“净土”
比如，雷蕾最常碰到的问题是，在院老人以修行为主还是养老为主？一般而言，“修行为主，养老为辅”才是佛教安养的核心精神，但现实情况往往因人、因地而异。“这里收费是外面养老院的一半还少，那我当然要来这里，以后也要死在这里，连买墓地的钱都省了。”一些老人如是说。对于在寺院里养老要求食素戒荤的“门槛”实际若有若无，“我不想吃斋堂的饭了，就在房间里自己煮点红烧肉，肉可以网购。”但也有许多老人表示闻到荤味就想吐，念佛是这里的首要功课，生活倒在其次，“不能折损自己的福报”。
从机构角度而言，收住老人的标准不一。山头响亮、“人多势众”的安养院采用在早晚课时点名答到的方式保证在院老人的信仰坚定，功课不辍。小寺寡院则对信仰不作要求，唯能吃素即可。
许多开办在寺院里的养老机构宣称自己有“三百义工”，节期之时更是人声鼎沸，实际在具体运营的过程中排斥义工的到来。“他们流动性太大，今天来一拨，明天来几个，老人和我们都累，帮不上忙不说，还得配合、伺候他们。”
僧俗之间建立起的所谓“家长—老孩子”关系也与多数新闻报道有所出入。雷蕾在田野中经常遇到老人看不惯、抱怨僧团的情况，“师父白天在这里，晚上就回家了。也不见他念佛，来客人了就聚在一起喝茶，还怎么做我们的师父。”但也有德行规范、修行精进的法师屡屡受到老人交手称赞的情形，各自不一，“师父很辛苦的，早中晚三次念佛都来带着我们，一次就是两个小时，等唱完念完了，嗓子也干了，满身是汗。”
或存在外聘人员的问题。如果寺院养老不以僧团直接管理老人，那么就需要从社会上招聘外来人员，而此第三方的介入会因其并不具备宗教上的智识地位与道德地位而引起老人的轻视与反感。若管理人员自身出现问题，那么势必影响信佛老人的修行，“净土”亦不复存在。因此呈现出“引入第三方影响老人修行，不引入则影响师父修行”的态势。
“政策层面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更准确地说，它们牵动并决定着宗教养老的未来发展。”雷蕾发现，越来越多“老漂族”的出现与选择性聚居成为宗教养老机构中的流行景象。随即，异地养老所带来的异地医保问题使“跋涉”成为了老人病痛之外的又一种“修行”。老人请假数周回乡看病的情况在安养院中并不鲜见。
再是依法登记困难的问题。虽然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肯定了宗教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合法性，但许多部门对宗教界兴办养老机构的登记注册依然持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在优惠政策的落实上同样并不到位。“因为不是正规的养老机构，所以我们没法扩大宣传，只能等老人上门，人少就不好自负盈亏，还需要基金会的支持。”当地工作人员如是说。
感念：会一直记得来自他们的照料
正如开始所言，宗教与养老的结合并非偶然，宗教界与老年人双方都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进入这个田野的过程并不轻松，但与他们的会合却使人动容。作为一个客观记录者，雷蕾时常感到在这一场域内始终保持理性的困难。通过和老人的朝夕相处进而建立起来的感情将是她毕生难以忘却的回忆。
“我会一直记得来自他们的照料，相反不是我在照料他们。我会一直记得在我田野工作期间去世的Y奶奶，她让我真实地感到了无常。同样的位置，却再也看不到她佝偻独坐的身影。还有教会我手风琴的K教授，始终惦念着我的J婆婆和到哪里都无条件‘罩着’我的J伯伯。”
“几个星期不给婆婆打电话，她就要打过来了，问我最近好不好，是不是很忙，为什么不给她打电话。”
“上次院里住进来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听说我学过电子琴，就让我试试他的手风琴，看我学得快，他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师生，天天按时上课，逢有人问就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学生，我的传人。’”
“还有个伯伯经常来找我聊天，带我出门，给我留早饭，邀请我去他的房间‘开荤’，说起来可逗了，性格特别乐观。”
诚然，落到日常上来，不论初心是否依止宗教，生活都是养老的起点。在这个场域中，共同而相似的生活里承载着向往圆满的理想，也见证着如意与惨淡交杂的现实，更有一个个衰老却鲜活的个体，仍在演奏着生命的进行曲。
还是那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们只尽力关注并改善它们。人类社会任何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均不乏复杂性，但至少可以从现在开始做起，正如雷蕾对宗教养老领域的关注与研究。
